译者的文化身份,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姿态、文化自信和文化态度等各方面的融合。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越来越深入, 译者的文化身份研究已经受到更多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约瑟夫 (John E.Joseph) 在《语言与身份》中提及:“在不考虑身份的情况下, 不可能对语言有全面的理解。”[1]文化的产出需要语言的承载, 而语言的累积必然成就文化。对语言的全面理解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相辅相成。在语言处理过程中, 语言的理解受到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 而译者文化身份反过来影响译者对语言的理解和对文化的解释。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2]

不少学者对译者文化身份进行了多角度和多维度的研究, 既有对译者文化身份的解读, 也有对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影响的探讨。中国特色文化包罗万象, 红色旅游文化因其独特的民族性, 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红色旅游文本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的文化身份既影响译者对红色旅游文本的理解, 也影响译者对源语文本转换成目的语文本的阐释。

1 红色旅游文本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身份确定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先驱。他曾指出:个人的“文化身份”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 是集体中的“一个真正的自我”。[3]“文化身份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或“文化身份”是指人隶属于某种文化的归属感或自我意识。[4]文化身份基于共同历史文化经验和共有文化符码, 不仅具有共同性, 也有个体性;同时还受到民族、阶层、地域等类社会群体的影响。从微观层面看, 译者是一个独立成熟的个体, 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教育环境、文化语境等各方面影响, 拥有个体所持有的语言、价值观、家庭体系等, 形成了带有个人标签的文化审美和文化思维。从宏观层面上看, 译者文化身份依托于他所属的国家或母体文化, 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并受到其制约。

红色旅游文本译者文化身份既有上述共性特征, 又因红色旅游文化本身及其翻译要求特性而具有个性特征。在进行红色旅游文本翻译过程中, 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不可避免地印上其所在文化的烙印, 译者不仅需要考虑红色旅游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度, 更需要考虑文本产生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既是民族文化的建构者, 亦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使者”。[5]文本中蕴含着红色文化信息, 为了达成其交流和传播, 译者通过发挥从作者到译者、再从译者到读者的双重步骤中的双重媒介作用, 怀着“真正成功的翻译, 熟知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的信念, 完成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6]关联翻译理论认为, 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 (intention) 与译文读者的期盼 (expectation) 相吻合。红色旅游译者首先通过分析红色旅游文本的语境信息, 推断作者的交际意图, 构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最佳关联, 然后将文本信息“明示”给目的语读者, 通过自己的“有效最大努力”在翻译阶段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 完成最佳关联的建立, 并最终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2 红色旅游文本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责任厘定
文化具有社会性, 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精华和宝贵的文化资源, 红色旅游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综合文化, 既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事迹所集聚的精神文化, 也有纪念地、标志物等物质文化。红色旅游文化的推广, 是历史、现实和社会的要求, 离不开译者的努力。正如胡庚申所述, “翻译本体和关于翻译问题研究的一切理性的思考, ……所有的这些都只有转变为译者的意识才有意义, 只有转变成译者的能力才能生效, 只有转变成译者的义务才能落实, 只有转变成译者的责任才能成行”。[7]译者承担着转变语言文化能力的义务, 其文化责任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前提, 译者的文化责任是译者的一切努力和能力的基础。

“责任”是对外在要求所作出的自主回应。对译者而言, 这首先意味着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而获得的义务和职责。[8]红色旅游文化翻译要清晰地表达红色旅游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 需要理清原文本的意图, 也需要明确了解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根据关联理论, 译者在红色旅游文本翻译过程中承担着以下责任:一是译者将红色旅游文本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情景相关联, 达到最佳交流效果。二是译者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红色旅游文本和目的语之间找到最佳关联点, 产生最大的文化情景效果, 以便目的语读者能够最迅速地了解红色旅游文化的内涵。由于红色文化的特殊性, 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有所侧重, 把红色文化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部分进行如实地阐述和展示。三是对由于认知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红色旅游文本内的翻译缺失和空白进行充分解释, 通过达成有效关联, 将这部分精神内涵和文化精华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3 基于关联理论的红色旅游文本翻译译者的文化身份构建
3.1 担负文化责任, 重视红色文化传播
1997年, 费孝通先生就提出“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我们要敢于拿出来, 有文化的自觉, 有文化的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彼此依托, 前者催生后者, 后者立于前者。[9]文化自信要求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的文化价值予以认可和肯定, 对其文化生命力怀有坚定信念。红色旅游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 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旅游文本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需要充分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正确认识文本文化的优势, 增强文化自信。在第一步“明示—推理”过程中, 通过对待翻译红色旅游文本的深入学习和充分吸收, 发现和欣赏文本中的优秀文化意象, 再在译者的头脑中完成对原文本的第一步最佳关联。然后在第二步“明示—推理”过程中, 既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认可他文化, 又坚定自己的文化身份, 充分认识到红色旅游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民族战争历史阶段启蒙、发展和沉淀的文化瑰宝, 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既不狂妄自大, 也不妄自菲薄。译者在认可文化的强弱基础上做好“译者—读者”的第二步最佳关联。

例一:在这十五年的血与火的岁月里, 闽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终于在1949年配合南下大军, 解放了闽西全境。

译:In the fifteen years of blood and fire, with the leading of CPC, the army and people of western Fujian overcame unbelievable difficulties, carried out hardship struggle, and finally, in 1949, they liberated the whole western Fujian i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outhbound military.

解析:“blood and fire”的表达法,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不陌生。英语小说、电影和歌曲中均可见“blood and fire”的表达, 而在John Charles所著“Born in Blood and Fire:A Concis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更是契合主题。译者在第一步“明示—推理”过程中, 深入理解了“血与火”的内涵和文化意象, 完成了第一步最佳关联。在第二步“明示—推理”过程中, 选择“blood and fire”进行翻译, 完成了第二步最佳关联。

3.2 坚持文化自信, 传达译者文化姿态
任何一种文化, 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特征和特色———“异国情调”。法国诗人谢阁兰 (Victor Segalen) 曾经这样定义异国情调:“不是别的, 就是差异的观念, 是对不同事物的感觉, 是感知到某种东西不是自己。”[10]此处“自己”即是身份。译者的文化身份, 既能够帮助也能够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恰当的翻译手段, 来保护和凸显这种异国情调。依托于主体文化 (民族文化) 的框架, 译者的文化身份才能使译作具有生命力, 让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带着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 焕发生命力。[11]

因文化的独特性, 红色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更甚。这种“异国情调”更多地体现了红色文化和“他”文化的差异。表现红色文化的“异国情调”, 就是要凸显红色文化的特征和特色, 重现与“他”文化不一样的身份。红色旅游文本译者保持传播红色文化的立场, 在翻译过程中深入分析文本内含的民族心理、传统习俗等各方面内容, 把握对红色文化要素的理解和处理。译者要充分把握红色旅游文化, 努力在红色旅游翻译文本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架起“文化‘传真’”的桥梁, 使红色旅游文化既能靠近目的语读者, 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又能够保留“自”文化的“异国情调”。

例二: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在才溪进行深入调查。期间, 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 深入农民家中和田间地头调查访问, 广泛接触各阶层的群众,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为写《才溪乡调查》做了充分准备。

译:Mao Zedong insisted“no investigation, no right to speaking”, and carried out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 Caixi.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he held various types of meetings, visited peasant families, interviewed them in the fields, contacted extensively with all sectors of the masses, and mastered a lot of first-hand information, making well preparation for writing Caixi Township Investigation.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来的, 要求实际工作者必须了解随时变化的革命情况。因此, 在翻译“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时, 采用直译的方式, 不仅译出了原文本的文字, 也再现了原文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的文体和文化风格。译者在翻译时, 表现了红色文化的“异国情调”, 凸显红色旅游文化特征和特色, 坚持文化自信, 传达文化姿态, 开阔英语读者视野。

3.3 接受文化杂糅, 加强文化协调能力
保持文化的生命力, 坚持文化自信, 并不意味着拒绝接受其他文化, 而是要吸取其他文化的精髓。因为“翻译的实质是翻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 而面对的则是语言依托的两大片文化’”。[12]翻译是两片文化之间进行的活动, 而不是在单一文化中进行的活动。红色旅游文化含义丰富, 包含语言文化、历史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等, 不一而足。自我文化是译者文化身份的核心与基石, 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又是促进文化身份形成与变化的途径之一, 此处, 自我文化意即前文提到的“异国情调”, 和“他文化”有着显著差异。[13]红色旅游语言文化中既有娓娓道来的叙事性语言, 也有风格独特的诗歌和歌曲;历史文化中既有对中国古代文化典故的引用, 也有对革命事件的客观描述;政治文化中则是军队番号、编制和军事用语等兼顾;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丰富的精神财富和传统美德对社会和人民的鼓舞和引领作用。

译者要担负着在红色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架构文化交通桥梁的责任, 要作为具体翻译行为的实施者和践行者。在“明示—推理”过程中, 译者要充分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 了解红色文化的认知语境, 在翻译文本和译者之间通过“最有效的努力”建立最佳关联;在充分理解目的语读者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和接受程度的基础上, 译者要和目的语读者建立最佳关联, 将内涵丰富的红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华采取恰当的最易于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方式传达出去。在这两个过程中, 两种甚至多种文化动态共存。

例三:国共两党共同掀起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译: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Kuomingtang (KMT) and the Communists worked together, the CCP consciousl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leading armed struggles independently.

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意思的基础上, 把握将红色文化展示给西方社会和世界的机会, 同时与英语读者进行了换位思考。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中, 均不乏革命和斗争的痕迹。译者此处采取的翻译方式, 既能够为读者提供忠实于原作内涵的译文, 尽可能地保留“我文化”, 也采取了易于英语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 协调文化内涵, 达到文化共赢。

4 结束语
红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不是在独立空间完成的, 需要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发生碰撞, 才能保持生命力。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担负起文化责任、坚持文化自信并加强文化协调能力, 在坚持红色“我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地位的基础上, 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他文化”, 吸收其精华, 壮大自身文化。